如何化解冤亲债主的干扰？怎么解决？ _ 中国官场腐败的卫道士们(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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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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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场腐败的卫道士们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奉劝中国官场腐败的大小“卫道士”们：如果你们自己不是腐败分子或既得利益分子，如果你们真正爱这个国家，如果你们殚精竭虑想让执政党继续带领中国“崛起”，请不要给党国喝“三聚氢胺”！（已发“中华论坛”“影响力”等）
　　用人们对仓鼠的痛恨比之对官场腐败的痛恨，大约没什么不当。仓鼠不仅偷吃“粒粒皆辛苦”的稻粮，还传播鼠疫，毒化社会。官场腐败亦如此，腐败之风毒化社会已入膏肓，使得一些人不屈从于此几乎难办事，久而久之，社会哪有不溃败的？
　　腐败猖獗固然是体制弊端及监督缺失的权力的产物，但腐败“卫道士”们同样“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们让心虚的硕鼠找到了“理论依据”，鲸吞偷食民脂民膏心里踏实许多。
　　一、知名“卫道士”举例
　　中国官场腐败的“卫道士”是有一小批的，主要是一部分媒体和“学者”，他们并非鲁迅笔下那种“帮闲文人”，而是准卫道士。一般的就不说了，挂一漏万地列举一下其“领衔”者：
　　1、媒体首推《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子报”），这是一份面向“环球”的大媒体，胡锡进领航，能量波及全球。胡氏伪命题“复杂中国”论其实是变相“国情特殊论”的翻版，弄得国人如坠复杂泥潭，他的《环球》为腐败张目，弄得国人义愤填膺。
　　2、旅法写手宋鲁郑——别以为这是一般网络写手，他可是被请进北京高等学府搞政治讲座的，是不止一次在《红旗文稿》发表万言文章的，讨伐“普世价值”，歌颂当下“禅让制”；他还是法国《欧洲时报》撰稿人，当非一般“旅法经商”者，其能量同样可观，文字产量之大令人瞠目。
　　3、郑永年教授，别看他在新加坡，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北大政治系走出去的，现在国外混得头衔了得，经常在海外发表对中国改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东东，似乎很“学术”很“客观”，影响也不可等闲视之，是否还有啥背景，不好说。
　　4、百般颂扬“中国模式”的《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也应当算一个。
　　5、香港学者张五常，据说是很“爱国”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但同时还是“新浪专栏作者”，满头卷曲银发，形象独特另类，常常语出惊人，在大陆影响也很了得。
　　二、《环球时报》典型社评：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
　　2012年5月30日00:56，环球网发布社评《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国内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国人瞠目。然胡锡进大约发现小编们这样玩“标题党”太戳眼球，把标题修改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然后倒打一耙，说其它媒体故意歪曲，玩“标题党”。可我们不知，难道“人民网”也不约而同玩标题党？——哦，事实毕竟是事实，修改网媒标题也来不及了，不仅已经有人截图，讨厌的“百度快照”功能已经将其“照”了下来，如何抵赖？（见右图。还可点击这里：看“百度快照”截图）
　　《环球》这篇社评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是官场腐败卫道士谬论的集大成。批判已很多，无须重复。《环球》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的理由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记得笔者在当时是如此反驳的：既然《环球》是这样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强奸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环球》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的另一个理由是：“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这番“理论”的核心是什么？“你懂的”——即腐败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反不了，也改不了，没办法，只有等“发展”，腐败程度是与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成正比的。呜呼！相信习主席大约是不同意这番理论的，否则不会有当下的“零容忍”和“苍蝇老虎一起打”。《环球》腐败卫道士的嘴脸昭然若揭。不知胡锡进如今作何想？
　　这篇社评遭到了“落水狗”的下场，因为过于不着调。连央视网、中国青年报也旋即发表评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弄得胡锡进大呼“相煎何急！”而民间的批驳更加不留情面，当时一篇《环球时报，请允许适度操你大爷》在网上疯传，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标题有欠文雅不可提倡，但内容倒是颇理性的。
　　三、宋鲁郑：“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党在国在，党亡国亡”
　　宋氏自称“国家至上主义”者。他在《环球》社评引起轩然大波后在“海外”站出来说话了：“虽然《环球时报》的观点没有错，但它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命题，从而导致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风波。”同时，宋氏系统地宣示了他腐败卫道士理论——
　　在《财产申报制离中国还有多远？》一文中，宋鲁郑承认“官员财产申报是全球公认的、有效的反腐败手段”。但在解释中国这一立法二十年来无法实现的原因时，宋鲁郑分析了几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却令人惊悚：“中国的腐败仍然相当严重，一旦真的曝光，将严重动摇整个社会对执政党的信心，必将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危及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官僚体系本身也无法承受和接受。而当前中国还是要依靠这个利益集团本身进行治理、掌控和推动改革与发展。”——乍看起来，宋氏真的很“爱党”啊，在承认“中国腐败相当严重”的前打着“爱党、维护改革发展”的名义如是说，谁还敢“苍蝇老虎一起打”？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恫吓反腐败住手？
　　更让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的是，宋氏还说：“有人曾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其实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亡党就是亡国。党在国在，党亡国亡。”宋氏借他人之言诉一己心声：不仅继续以亡党亡国“恫吓”反腐败之举，而且在二难之下，“适度腐败”论也就成立了。只是如此“党国一体”或“党在国之上”论调，恰与蒋介石如出一辙，蒋无疑是“党国一体”先行者，然而他却因此丢了大陆江山。宋氏如今鼓吹蒋介石老调不知意欲何为？是“爱党”还是害党？
　　更令人感到危言耸听的是，宋氏言之凿凿“中国还是要依靠这个利益集团本身进行治理、掌控和推动改革与发展”。笔者深感狐疑：中国13亿人口，8千万执政党党员，那帮既得利益集团者即便百分之七八十腐败了，即便都先后拿下，不说民间历来卧虎藏龙，即以8千万党员论，其中就没有可担大任的优秀人才替补上去？毛、邓如此伟人谢世，中国垮了吗？中国没有“这个利益集团”的掌控就完了？
　　“反腐败亡党”？文革中毛整肃异己（以是否忠于毛路线划线），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各地党委悉数瘫痪，多少大小书记靠边站，亡党了吗？前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的看法与宋氏恰恰相反：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会亡国，日本鬼子打进中国那么疯狂，中国也没亡。笔者以为此话靠谱。中共建党90多年，而中国存在已数千年——“党亡国亡”？不是扯淡？现任中央领导们正是看到了不反腐败倒确实会亡党，所以才有“苍蝇老虎一起打”壮士断腕的零容忍。宋鲁郑的危言耸听没有吓倒国人，更没有吓倒中央领导。再不反腐败，执政党倒真的要被腐蚀殆尽而垮台的。
　　四、郑永年、张五常等人的“腐败不可避免”论可以休矣
　　郑永年、张五常都是中国腐败“不可避免论”“比下有余论”者；张五常甚至还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计算基尼系数的人做他的学生也不要。郑永年甚至认为“缺失官方意识形态，使得执政党和其政府内部的腐败每况愈下”，真令人啼笑皆非！《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甚至闭着眼睛说：“没有采用一人一票的香港、新加坡，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把腐败降得比较低了。”（香港、新加坡的选举不在此论）
　　这些人摆出“学者”理性客观的架势，振振有词地引述一个多世纪前西方国家的腐败经历，“理论”地证明中国当下的腐败是必然过程，毫不奇怪——于是，腐败虽要控制，但难免，不要“泛道德化”。其次，他们用亚洲一些国家并不规范的低级民主、异化民主来否认真正民主体制和民主监督对于反腐败的终极作用和价值；在反腐败问题上他们绝不向上看，而死守“比下有余”，比的目标竟然是泰国、印尼等。他们的核心论点与《环球》及宋鲁郑相似——那就是闭口不谈体制弊端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因而要“容忍或允许适度腐败”。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腐败的卫道士，不如说他们是威权、集权体制的卫道士，不论他们头上有多少头衔和光环。
　　这些“学者”们选择性地“忘了”一些事实和常识——
　　1、如果腐败是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现代化初期的必然的产物，如果说腐败是“官方意识形态缺失”所致，那么如何解释中共在草创最艰难时期的景岗山和延安就出现了贪污腐败分子，且使毛大为惊诧和愤怒因而捕之杀之？毛泽东最初亲批处死的腐败官员中就有勇冠三军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将领，而处死的第一个贪腐官员竟然是在中共成立才11年的1932年。那时有市场经济吗？那时有社会转型吗？
　　国人皆知建国初期就处决了腐败分子地委书记张子善、刘青山。说高饶“反党”固然并不怎么靠谱，但中央级的高岗腐败劣迹又有谁能否认？在绝无市场经济和转型现代化的情况下，为何中共建政进城后即出现普遍的贪污腐败，以致毛不得不大搞“三反五反”运动？那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缺失”了吗？社会已经“多元”了吗？“学者”们怎么如此健忘？
　　腐败的成因自然非一句话可以尽言，但从中共建党11年起，在井冈山、延安那样艰苦卓绝但“革命”非常的环境下，一俟有权在手腐败即相伴相生，这难道不恰恰印证了“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铁律？如果说因为中共草创时太穷才有贪，那么如今早已富丽堂皇了，为何还是贪？对此，在非战争等特殊状态下，除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除了民主监督公开透明，还有何“治本”之策？
　　2、当“学者”们以一个多世纪前美、英等国家在发展转型期的腐败，来佐证中国当下腐败“不可避免”时，他们又似乎忘了下面的常识：
　　明知前人已有跌入陷坑的教训，后人难道非得“直接经验”再跌入一次？我们对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嗤之以鼻斥为“愚蠢”？我们为何不能汲取一个世纪前他国教训而少走弯路免跌陷坑？更何况我们是优越得令世界“震撼”的“社会主义”？更何况我党几十年来一贯宣示“为人民服务”？我们难道不是理应比他们更谨慎地扼住腐败的滋生？
　　“学者”们为何只记得西方一些国家经历过的腐败，却选择性地“忘了”就在他们发生腐败时，美国有过10年的全民“扒粪运动”（揭露腐败、官商黑幕）？难道不正是媒体、公民的10年“扒粪”使美国逐步完善了反腐败的各项法制？能说真正的民主对反腐败无用吗？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至今仍会给揭露黑幕的调查性报道颁奖，不论涉及多大的“老虎”。中国反腐败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来一场“扒粪运动”？为什么中国举报贪官者往往皆胆战心惊，到处躲藏，甚至写好遗嘱，毫无制度法规赋予的人身安全保障？
　　五、结 语
　　当中国的媒体、公民能对大小的“老虎苍蝇”都能无障碍地监督、曝光而不受权力打压和免于惊恐时，当中国官员为托请之人写个推荐条子也会被揭露并引咎辞职时，当政府对法定保密以外的信息都能随时供查询和主动公开时，当任何公务人员都不敢狂言“我就××，你能怎样？”时，中国的“腐败雾霾”将会基本消散，百姓可再见天日，执政党的信誉将空前提升，国家将有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在此，笔者要说，《中国青年报》批驳《环球时报》的文章《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观点完全正确，因为它正反映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和规律。
　　奉劝中国官场腐败的大小“卫道士”们：如果你们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者，如果你们真正爱这个国家，如果你们殚精竭虑想让执政党继续带领中国“崛起”，请不要给它喝“三聚氢胺”！因为，如果说你们的“三聚氢胺”已经间接为官场腐败推波助澜，大约是不过份的；而这“三聚氢胺”是否已经间接被一些愚蠢的“老虎苍蝇”甚至老老虎吞服？是否他们因此而在“钱权色”中肆无忌惮终陷囹圄抑或将陷囹圄？天晓得！□
　　2014年5月3日